一个个苏区旧址焕然一新，一个个传统教育基地揭开了锃亮的牌匾，照亮后人创造美好生活的前进之路。

　　一

　　小时候，我常常在村庄的屋场里钻进钻出，瞧稀奇、捉迷藏、找乐子。故乡麦菜岭好像是一块内容无比丰富的藏宝地，在那些厅堂、洞水、老屋里，总有一些从前未知晓的事物为我带来新的发现。

　　有一次，运根爷爷家门楣上的一块牌匾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清晨的阳光越过天井，越过我的头顶，投射在一扇漆黑的旧门上。门楣上，忽然有一块薄薄的东西反射出了光亮。我走过去，看见一块写着红字的牌子，那红颜色已在岁月的剥蚀中略呈黯淡，但两面红旗的形状是清清楚楚的。我仔细地辨认着那四个字——“光荣烈属”。

　　当时，对“光荣”和“烈”大约是有一些概念的，我读过连环画、听过收音机、看过电影，其中大多是英雄人物的故事。我知道，光荣与壮烈往往是和视死如归的英雄联系在一起的。而那时候，我还不懂什么叫死亡。村子里，每个人都如常地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运根爷爷家也是如此。他有质朴的妻子，善良的儿女。他们的家庭完整而平常，会有谁“光荣”了呢？

　　那块牌子背后的故事，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。原来，运根的父亲当了红军，他走的时候，运根七岁，他的两兄妹也都很小，对父亲的记忆不深。后来，父亲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生活中，给他们以熟悉和亲近的机会。只有一块“光荣烈属”牌和一份“烈士证明书”。证明书上，白底黑字写着他们的名字，证实着一家人的血脉亲情关系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几年以后，唯一庇护他们的母亲也病逝了。家庭的重担突然落到孩子们的肩头，他们似乎一下子长大了。那时候，运根刚刚扛得动锄头，为了能从土里刨到一家人的吃食，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。年仅六岁的妹妹则担负起了做饭洗衣的重任，矮矮的个子，连锅都够不着呀，她只能搬一张凳子站在灶台边煮饭。

　　关于站在凳子上煮饭这个细节，奶奶讲，妈妈也讲，全村人都讲。每一次听，我都禁不住鼻子酸酸的，六岁，正是在父母膝下撒娇承欢的年龄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，何曾受过这般的苦？

　　二

　　往后，我开始注意村庄里每家每户的门楣，发现这样的牌匾还真不少。

　　桂生爷爷家有，流发伯伯家有，南海伯伯家也有……原来，往上几代，全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曾经有人光荣地牺牲了。无法想象，就在我们的村庄里，就在这平静的生活之下，竟然有那么多人像我在连环画里看到的那样与敌斗争。他们，不正是我心中一直景仰的英雄吗？

　　过年的时候，政府会给挂牌匾的家庭送一张年画，每次村干部领回来都是一大摞。年画上面写着“光荣之家”四个大字，下方印着慰问信和年历。村民们总是喜滋滋地贴在自家饭厅的墙上，贴到很旧了也不舍得撕下来。

　　有的时候我会暗自思忖自己家和挂牌匾的家庭有什么不同，想着想着，就觉得自己是多么幸运。我的奶奶是烈士遗孀，后来改嫁到麦菜岭，才有了我父亲。其实，我父亲也当过八年的兵，同样是参军入伍，我的父亲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乡，并生下了哥哥和我。

　　我从没有机会见识真正的英雄，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，只是烈士家庭里早早失去了丈夫、父亲或儿子的普通村民。

　　木生和我们一家本无血缘关系，他的父亲是烈士，母亲便带着他改嫁给了我的二爷爷。其实，我的二爷爷也参加过长征，只因中途受伤没有跟上部队，失散之后一边躲避敌人一边养伤，风平浪静后方得归乡。那时候木生才三岁，日子似乎开始安宁起来，然而命运并没有顺着岁月静好的意思走下去，几年后，木生的母亲病逝，他成了无父无母的可怜孩子。木生的奶奶闻听消息，便将他接回老家了。此后，我的二爷爷再娶了二奶奶，木生也有几十年时间没有音讯。

　　时移世易，二爷爷于1982年去世。二奶奶因未育，由过继的二伯父一家赡养。从小丧父失母，木生就没怎么上过学，除了当农民，他也没别的路径可走。长大成年后，连媳妇也没有娶，孤身一人生活。他的奶奶去世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。

　　木生想到了曾经生活过的麦菜岭，想到了曾经爱护过他的二爷爷。他终于下定决心找了过来，却发现麦菜岭早已物是人非。木生将二奶奶当成亲生母亲，将我父亲三兄弟当成亲弟弟。木生没有什么家业，便按照政府的优待政策住进了乡里的光荣敬老院。

　　光荣敬老院里，住着几十位烈属，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，在情感上很容易产生共鸣。他们一边感念着政府的厚待，一边相互温暖。木生在敬老院负责养猪，收入除上交敬老院外，还略有盈余，日子过得还算自在。直到七十多岁，他才不再养猪了。现在，他八十多岁了，身体还很硬朗，每月都能领到政府的抚恤金。

　　木生，以及在光荣敬老院一茬茬老去的众多老人，是众多赣南苏区红军家属的缩影。

　　三

　　长大以后，我开始留意去寻访有牌匾的家庭。在土坯房改造之前，随意走进一个村庄的老屋，都可以找到很多“光荣烈属”牌匾。因为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的瑞金，可以说是家家有红军，户户有烈属。

　　为哺育摇篮里的革命，瑞金人民倾其所有。苏区时期仅24万人口的瑞金，就有超过11万人支前参战，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，纪念馆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.7万多人，无名者亦不计其数。听父亲说，光是我们村，便有67位烈士。如果去瞻仰叶坪红军烈士纪念塔，会看见塔身上嵌满了一粒一粒的小石子，每一粒小石子就代表着一位牺牲的烈士。同样的，在村民的门楣上，每一块光荣牌匾都铭刻着一段不朽的记忆。沙洲坝的杨荣显老人把八个儿子送去当红军，全部牺牲在战场；叶坪华屋17位华姓后生出发长征，没有一个活着回来……妻送郎、母送子，望眼欲穿君不归，这样的红色故事，在瑞金这片土地上数不胜数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为了支持革命，苏区人民献出的何止是最优秀的儿郎？他们献出的还有最后的一把米，最后的一尺布……

　　还是要说到牌匾。九堡镇密溪古村的村民，把一百多块祖上悬挂的祠堂牌匾拆下来，割下金粉送给红军印刷厂作原料，木匾则全部做了红军烈士的棺木。要知道，在赣南客家人的心中，祠堂是最具家族威严的地方，祖上的牌匾是神圣至上之物。可是他们却甘愿摘下先祖的荣光，把自己仅有的物资献给红军。因为，密溪村的二百余名子弟参加了红军。更因为，他们坚信红军是可以为他们打下一片新天地的队伍。而这一支队伍，便是他们日日夜夜思念着的亲人的队伍。

　　一组数据显示，苏区时期，瑞金人民认购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78万元，支援谷子25万担，捐献战争费用22万元，捐献银器22万两……这厚重的奉献，不是由于经济实力的雄厚，而是因为抱着必胜的信念。老表们总是说：“我们把自己的后代都搭上了，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？”

　　可是，他们没有想到，红军长征之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反扑过来，红军家属遭到了疯狂的报复。直到新中国成立，“光荣烈属”的牌匾挨家挨户地钉上门楣，他们才确信，天下已经太平了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毛泽东牵挂着“红都”，他在接见瑞金进京代表时饱含深情地说：“苏区人民太好了，我们欠苏区太多了！”可见，苏区人民的牺牲和奉献，一直被历史、被国家铭记着。

　　四

　　饮水思源，树高千丈忘不了根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中央和国家部委纷纷前来寻根。1995年，新华社第一个在瑞金修建革命旧址，续写红色传统。2004年12月，当时的国土资源部在瑞金市沙洲坝的苏区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旧址，挂上了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人民委员部史料馆”和“全国国土资源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”两块牌匾。

　　一个个苏区旧址焕然一新，一个个传统教育基地揭开了锃亮的牌匾，照亮后人创造美好生活的前进之路。叶坪和沙洲坝已经成为规模较大的国家部委旧址群，也成为瑞金苏区精神案例教学的核心教学点。

　　寻根的目的，不仅仅是挂上牌匾，还有对口支援，还有源源不断来自大城市的政策反哺、温暖关爱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瑞金人民卸下包袱，轻装上阵，到2018年7月，红都瑞金正式脱贫摘帽。

　　近一个世纪的光阴倏忽而过，光荣牌匾的样式也经历了多种变化。五六十年代是椭圆形的木头匾，七八十年代换成白底黑字的铁皮匾，后来，是黄底红字的镀金不锈钢匾。内容分别为“光荣烈士、光荣烈属、光荣军属、光荣之家”等。

　　与之相对应的是，悬挂牌匾的门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先是茅草屋或土坯房里的小木门，再是砖混房里的大木门，后来是小洋楼里气派的大铁门。许多红军后代早已从农村搬到城市生活，再要去找那些牌匾，已经没那么容易了。欣慰的是，他们无一例外都远离了颠沛流离、居无定所的命运，拥有了真正的安稳和幸福。

　　我想，无论是国家部委的牌匾，还是烈士家庭的牌匾，无不印证着新中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血脉相承的联系。在这种叶和根的体认中，那些大大小小的牌匾，无一例外尽皆辉映着时代之荣光。